作者:许福元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这一天,九十七岁的老母亲对我说,想吃一锅鲜清焖驴耳朵豆角。
于是,我匆匆从农贸市场淘换来淘换去,终于淘换到了驴耳朵豆角。妻子赶紧择边洗净、横切竖丝,然后热锅炝汤、爆火放油,佐以五花肉,配以葱姜蒜,也就有半个点儿,连同暄腾腾的杨镇戗面高庄馒头,一块端到了母亲面前。
母亲只尝了一口,皱了皱眉,就放下了筷子。
我赶紧问,咋地?
母亲说,不咋地。不是那个味儿。
我问,是哪个味儿?
母亲脸色沉下来,那个味儿你难道忘了?
那些岁月,那个味道,我如何忘得了?
“谷雨前后,种瓜点豆。”那时的母亲也就四十七八岁。她从陈年的葫芦头里倒出十几粒驴耳朵豆角籽。豆角籽是扁的、鼓的、椭圆形,浑身黑色却镶一道白边儿。黑豆角籽被放进一只白瓷碟子里,并不贮水,而是用一块旧蓝碎花软布,蘸湿了,蒙在碟子上,像孵小鸡。每天她要将蓝碎花布用清水涮一涮,再蒙上。这样大概过了五六天,豆角籽肿胀了,发胖了,那还不够。直待豆角籽破开,吐出雀舌一样的嫩芽儿,才开始播种。
播种是穴播。母亲沿着篱笆的里边,隔三尺开外挖一个水桶大小深浅的坑,然后填上鸡粪与猪粪与羊粪与驴粪与狗粪,上面压上黄土,足足地浇上两桶水,却并不急于下种。待水气下沉,湿气上返时,才播下种子。每穴只播两三粒,共十几穴,一周遭的篱笆也就种齐了。
初时我常常蹲下去看,种子很沉得住气,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我几乎怀疑,在碟子里咧嘴的嫩芽是否会蔫回去。就在一天清晨,阳光透过篱笆照进来,那一穴黄土忽然有了松动,一小片土盖翘着支棱起来。下面竟是三棵幼芽,头钩状,浅绿;身体胖墩墩,豆黄;下半身柱形,白色。像两个稚气的问号,共同撑起一面天窗。很快,这面天窗就被幼苗掀翻。
幼苗先是锥形,叶子是尖尖的,像绿色的剑,直指青天。几天以后,叶子成对成对出现,如孪生的姐妹,傲然不群。尔后扶摇生长,纤细的茎丝儿不断抽长、延伸、探索、攀援,一对一对圆圆的叶子紧随其后,步伐跟得很紧很紧。每一对叶子的根部,都是一条分枝,每一条分枝的叶子,都掩映一簇花朵。花朵蓝盈盈的,开放状如蓝蝴蝶,造型美如兰花指。每一朵花朵凋谢后,驴耳朵豆角就钻出来。
驴耳朵豆角真像驴耳朵。长,恰到好处,宽,比例适宜。周边一道紫边绿线,中间凹凸肉厚肥实。这种豆角很低调,不像五月鲜地豆那样先声夺人,也不像白不老豆角那样故作清白,更不像十八粒架豆那样垂垂挂挂,显摆显摆。当其它豆角相继谢世后,驴耳朵豆角在秋头子上才热闹起来。
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母亲中午从生产队地里收工回来,未进栅栏门,先从当街用胳膞夹一个棒秸拖进院来,然后从土窗台上摸出钥匙,点脚儿开门。棒秸这才被她放下,先点火,后刷锅,然后舀棒子面,掺水和面。往锅里添一瓢水,往灶里攘一把柴。迅即奔出门外,钻进稠得不能再稠的绿豆角秧中去了。只一小会儿,她就兜了一大衣襟驴耳朵豆角。这时,锅底的水似开未开,灶膛里的火似灭未灭。她又往灶里续了柴,将那一片一片豆角,从脊背一掐,老丝儿绕成一卷一圈,纷纷跌落在她脚背上。然后用手一撅,抛入锅底。这时,棒子面也醒好了,锅也热了,“啪!啪!啪!”顺锅沿儿于豆角上面,贴一溜玉米面饽饽。此时,倘火从灶里燃出来,手又沾着棒子面,母亲只是屈脚将柴火往灶门里一蹚,手里照样干活,其动作干净利落像个武林高手,锅里活儿完毕,扣上锅盖,周围用手巾、抹布圈严,压上瓦盆。再往灶里填上一大掐子棒骨,这才搬梯子上房,趁锅冒大气、等待饭熟的时间,将白薯干翻晾一遍。
母亲下房来时,揭开锅盖。锅底,青色的驴耳朵豆角,散发着淡淡清香;四周,黄灿灿玉米面饼子,定格着母亲的指痕。母亲将驴耳朵豆角捞出,用凉水一过。然后在上面撒一小把盐,用筷子一拌。锅底的余温仍可利用,添两瓢水,抓三捧糠,掺一小碗白薯面,兑半桶泔水,猪也饿得“咣、咣、咣”用嘴头子狂拱猪圈门子。
母亲嘴嚼着饼子,生产队上工的钟“当、当、当”又敲响了。
弟弟很懂事,听母亲说驴耳朵豆角不是那个味儿,特特从自己开垦的十边地上揪下紫边的驴耳朵豆角,不搁油,只放盐,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法炮制了一回。
母亲这回尝了,点点头,就是这个味儿。
我尝了,直咧嘴,顺口说出,又苦又涩!
母亲又沉下脸来,不苦不涩,那还叫驴耳朵豆角吗?
是啊是啊,生活中假如没有苦涩,那还叫生活吗?
《光明日报》(2023年08月25日 14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