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夏国强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清代《汉书·律历志》哲学思想研究”负责人、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）

《汉书·律历志》沿袭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中的一段文字，说黄帝派遣泠纶，从大夏之西、昆仑之阴，取得均匀的竹管，藉此获取天然的音律，这就是十二律的来源。耐人寻味的是，《律历志》中把《吕览》原文中的“阮隃之阴”改作“昆仑之阴”。王国维先生认为“阮”与“昆”古音相近，“隃”恐是“陯”之讹，故此，《说苑》《风俗通》《汉书》等文献皆改为昆仑。我们发现，自汉而后，研究音律的学者，有近一半引用《汉志》之说，足见昆仑之说已深入人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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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昆仑的文献绘卷

从古文献来看，昆仑处于中国西北，且远大于一般的高丘。《山海经》说昆仑墟有万仞之高，《禹本纪》则以昆仑高二千五百里。中华大地西高东低，如此高的丘山应该位于西北高原，加上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说“昆仑之丘”在“流沙之滨”，把流沙和昆仑放在同一空间中，自然对应上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侧的昆仑山脉。至于汉代，昆仑的位置从图书走向实地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记录了汉使带来黄河源头的于阗美玉，使汉武帝对昆仑有了具象的了解，也把对美好昆仑的想象用图纸定位到了于阗。尽管司马迁认为汉使所见之山似乎和《禹本纪》中描述的高大昆仑有所不同，但也没有明确表示这就不是昆仑。班固在《张骞传》中仍延续司马迁的认识，不过，他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却记录下临羌昆仑山祠和敦煌昆仑障两处地名，分别位于今青海湟源和甘肃安西。这两处地方的山脉更接近祁连山，与汉武帝定下的今和田南部的昆仑山尚有距离。但从昆仑山祠、昆仑障的命名来断定其位于昆仑山附近，并不具有必然性。如临羌在西汉末期属于新置的西海郡，顾颉刚引《汉书·王莽传》考证说，羌人所居的青海，出现了与《山海经》中昆仑类似的多种祥瑞，愿意归附而设西海郡，是上天昭示“安我帝室”“成就洪烈”之象。名其为昆仑山神祠，只是文化上的一致性所造成的。

据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的记载，昆仑之丘之下有弱水之渊，其外有炎火之山，西王母部族则居于此处。不论昆仑与西王母之间的实际距离有多远，在《山海经》系统中，昆仑与西王母关联颇为密切。王莽主政时期归附而来的羌人，其居住地除了有昆仑祥瑞之外，还有西王母崇拜的习俗。这一习俗在西汉末年，曾从青海甘肃传入陕西。《汉书·哀帝纪》云：“（建平）四年春，大旱，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，经历郡国，西入关至京师。”其庆祝场面，颇为盛大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则记录了汉哀帝建平年间，长安居民歌舞祠西王母。其文云：“母告百姓，佩此书者不死。”可见，西王母崇拜的核心应该是长生信仰。长生何以在西，这与中国地形西高东低有关，先民认为西部的高山更接近天空，与云雷等自然神力贴附紧密，也就更能接触到恒常不变、去而复来的长生不死之境，这个不死之境就是昆仑。

《淮南子·地形》云：“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，掘昆仑虚以下地，中有增城九重，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，上有木禾，其修五寻，珠树、玉树、璇树、不死树在其西。”昆仑山万物尽有，不死树也在其中，常人不能获得，是因为其绝高，难以达到。如果能登上昆仑之顶，就如同踏上天梯，逐次上升，从不死到获取自然力，直至成为自然力。因此，自然力的获得是先民所追求的长生内核，《淮南子》说登上昆仑之丘后，层层而上，能使风雨，让水旱如时。万物长育丰茂，物质满足就不是幻想。

既然天人在此会合，两者之间的联系也从不断登高，无穷接近而变成了实体连接。《神异经》说昆仑之山上有入天的铜柱，绝高之顶有仙人居住。登天的途径是浑圆的天柱，这种传说或许与北方寒冷地区容易产生的太阳光柱有关。其所带来的联想，让隆起的高山与圆弧形的高天曲线融合，突破了地理界限的认识，而成为天地之中的新概念。《神异经》中“昆仑之山有铜柱”一则列入“中荒经”，《河图括地象》则明确提到有着通天铜柱的昆仑是大地之中，在地下还有深埋的铜柱，与天下的名山大川孔穴相通。

昆仑山气上通天，作为高丘之顶，收拢八方名山地脉，即便不是地表上的大地之中，也是地下的孔穴中枢，其中以天地之气来贯通。山位在西北，不过是“大地之端”，《河图绛象》又称昆仑为“地首”，正是反映了先民对地理中心与天地中心如何协调的朴素认知。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，昆仑气脉的流动，使得高山大川都拥有与自然上天沟通的灵气，那么只要模拟出昆仑丘的生态景象或地理设定，就能达到与自然沟通的目的。此刻，“中”从一个具象的位置演化成为一个文化象征。其与“气”的结合，使得万物都有了秉持自然之力的可能。

文化昆仑的精神贯通

基于这一认识，高大的山丘接近于天，就具备了与昆仑同脉相通的地位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的昆仑山祠和昆仑障，地理位置靠近祁连山。颜师古注《汉书·霍去病传》云：“祁连山即天山也，匈奴呼天为祁连。”祁连山的通天特性与昆仑山命名的本源一致。因此，高大的自然山川就能够冠以昆仑之名。

有学者详细论述了《山海经》中和“昆仑”相关的诸多地貌，与位于东方的泰山附近多有相似之处。而《山海经》《淮南子》等典籍记载昆仑周围的弱水、赤水、河水、洋水、流沙都与海相交。从青藏高原至内蒙古高原再到山东半岛，黄河的流淌连通了这些原野上的高山，也让先民得以沿着河流移动交往，直至海边。黄河入海口附近的山东地区最高峰正是泰山，“泰”与“太”通，因此，太山也就是大山，号为“岱宗”。

泰山古属齐地，《史记·封禅书》说“齐所以为齐，以天齐也”。有学者认为，泰山所处的齐地姜姓来自于西部的游牧民族，他们把“昆仑”概念从西部高原带到了东海之滨。还有观点认为，“昆仑”始发于宁夏，西迁至新疆。无论是东移还是西迁，先民们沿着黄河行进的路线并未变化，交融也未曾停止。昆仑及与其连通的河川地貌留下了这些复刻的印记。

高耸的山峰代表着人与自然的沟通之桥，复杂的地形则记录着先民们共同奋斗前进的艰难历程，而昆仑诸水汇聚至海，又显示出各民族沿着河流迁徙融合的历史图景。这些克服艰难险阻的记忆寄托在“昆仑”之中，化成嘉禾自生、不老不死的美好愿望，反映出先辈通过辛勤劳动延续中华民族血脉的历史进程，行一地则有一地之昆仑，终至于建立高大的建筑来形成人造的昆仑。

和谐昆仑的共同理想

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录的汉武帝所造明堂，其高处以昆仑命名，通往高处的复道，也称昆仑道，主体建筑周围环水，可以看作是昆仑的微缩版。汶上明堂虽然地处泰山脚下，但已脱离山体的束缚，后来的长安明堂、洛阳明堂更是把“昆仑”与宫殿建筑融合为一，使得政治中心与天地直接贯通。这些“昆仑”相通相连，早已突破地理的界限，而是更关注如何取得自然力的帮助。可以看出，在先民对大自然朴素观察的视角下，人类可持续发展能力就在于能否顺应天地气运，完成和谐交融。因此，通过了解天地中流动的气流规律来获取自然之力，成为“昆仑”移动的逻辑基础。

《汉书·律历志》明确地把昆仑与声律联系起来，强调天地中和之气能使自然风气和谐，律管的听音辨风就是这一功能的具现。《史记》《左传》中也载有吹律听风的“南风不竞”和“武王伐纣”事件。先贤凭借音律感知时空中的气运变化，来断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，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“同声相从，物之自然”。这样，源于昆仑的自然之力就可以指导纠正人事，善于体察者更能导引这种自然力量来发挥作用。刘向《别录》里就记录了燕谷地寒不生五谷，邹衍吹律引得暖气融合，产生“黍谷”的故事。人与自然互为化育的和谐理念在此可见一斑。

《律历志》改“阮隃”为“昆仑”，彰明了律的中气之源。在昆仑之阴，取解谷之竹，导引源于昆仑之气，使黄钟之律得以与“施种于黄泉，孳萌万物，为六气元也”的阳气相呼应。听雌雄凤凰的鸣叫，以推阴阳变化的流行。《后汉书》云“律”为：“天效以景，地效以响。”日月运行、万物长息、天籁兽鸣都是阴阳之气的分合流转。察知这些细微的变化，就能预知自然之变，从而使之有利于人事。《宋史·律历志》将之总结为“昔黄帝作律吕，以调阴阳之声，以候天地之气”，而调和的基础是以黄钟之宫具现中气的所在。定黄钟之宫，也就是定昆仑之气；定昆仑之气，也就是找到人与自然融合的锁钥。使之应于人事，就是得天道，顺自然。以此为开端，河流山脉沿息流转，脉脉相承。它们所构成昆仑图式，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，并且遵循着固有的地形法则，用昆仑之名，耸立在中国的西北边疆，无声验证着各民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同文化心理和历史发展进程。

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2年11月30日 11版）